我們後來查到，龐紅衛系這些疫苗販子的一員，並且在全國的疫苗販子中頗具威望，被稱為“龐姐”。
7月21日下午4點，北京東五環外，我正在朋友新開的公司喝茶，晚上打算去燕郊烤肉。
我沒有太多時間安慰他。編輯已經在微信上通知我，“今晚出發長春，到現場去，拿出一篇區別於自媒體的專業報道。”
值得玩味的是，2009年時，同樣因非法經營疫苗，菏澤市中級人民法院當時判處龐紅衛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。
在長生生物的成本支出中，銷售費用一直居高不下，6年來銷售費用總計高達12.63億元。
那次采訪異常艱難，我和同事馮軍找遍瞭每一個可能藏有線索的地點——主犯龐紅衛的倉庫、住處，以及她掛證的公司。
一
當時我剛從無界新聞離職，已經拿到騰訊的offer，尚未正式入職，騰訊的領導希望我接過這個選題。
7月23日，長生生物一案的處理態勢升級。繼藥監部門的行政調查介入之後，長春的公安機關、紀檢監察全體出動，不僅要徹查高俊芳等長生高管的涉嫌犯罪問題，還要徹查長春長生當年私有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腐敗問題。
山東高院指令濟南中院再審此案。濟南中院當然不負眾望，改判龐紅衛有期徒刑6年，與上述15年有期徒刑合並處罰，最終龐紅衛被判有期徒刑19年。
因此，我在采寫長生生物疫苗造假案時，更多關註到民眾的情緒性問題。
這篇報道已經不僅點出流通環節的弊端，同樣指出監管環節的缺失——
抵達酒店時，已經是凌晨三點。之前的10個小時，我坐在輕軌、出租車、飛機等各類交通工具上，抱著電腦翻閱瞭長生生物借殼上市三年來的財報，將近600頁。
權力雖然對疫苗犯罪分子處以重刑，但是行業的病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。民眾充滿期待的同時，也變得疑慮重重。
等我的航班在長春龍嘉機場落地時，已經是22日凌晨一點多。
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。
一位大學同學出離憤怒，給我傳來微信：“前些天P2P出事，十多萬理財被割瞭韭菜。剛翻瞭下疫苗接種記錄，孩子打瞭三針長生。”
2017年5月，龐紅衛、孫琪母女作為本案主從犯，“因違反國傢規定，未經許可經營疫苗等藥品，嚴重擾亂藥品市場秩序，情節特別嚴重，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”，分別被判有期徒刑15年、6年。
權力機關對2016年山東非法疫苗案的處罰力度不算小瞭，為何兩年後，疫苗之患再次出現？
在長春采訪的第一天，我乘坐出租車時和的哥聊天。他對這起案件的處理態度簡單粗暴，“把長生給關掉，把高俊芳一傢都判死刑。”
作為一名財經記者，我報道過兩次疫苗大案，分別是2016年山東非法疫苗案和剛剛發生的長生生物疫苗造假案。
2017年度銷售費用5.83億元，占據該公司總成本的60%左右，其中4.42億元為“推廣服務費”，支付給瞭推廣服務公司。
自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間，龐紅衛從國內多地購進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等多種藥品（以疫苗為主），存放在不符合疫苗等藥品冷藏要求的倉庫內，向本省及國內多地買傢銷售，並以“保健品”等名義通過不符合冷藏要求的運輸方式發送疫苗等藥品，銷售金額合計7497萬元。
龐紅衛代表的疫苗販子群體，本無經營資質，但他們與具備GSP（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)認證的藥品公司相互勾結，個人借用企業的資質銷售藥品（即“掛證”），企業則從疫苗販子的銷售額中抽取3%甚至更高的提成。
兩天後，在我與同事江曉川采寫的《6年銷售過億支，長生生物疫苗流通鏈調查》一文的導語中，我們如是寫道——
調查記者張慶寧：我親歷的兩次疫苗大案
一位山東醫藥行業人士跟我說，我國藥品（包括疫苗）的銷售渠道比較混亂，諸如龐紅衛這種疫苗販子有百萬之多，把控著部分直接進入醫院、接種站等用藥單位的銷售途徑。
該案曝光之後，一時民憤滔天，包括疫苗販子、經銷商、疾控中心公務員在內，上百人因此獲刑，357名公職人員等予以撤職、降級等處分。
疫苗生產造假環節隻是長生生物的冰山一角，疫苗流通環節，同樣紕漏叢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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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刑法》規定，在緩刑期間又犯新罪，撤銷緩刑，將前罪與新罪數罪並罰即可。
二
實木桌板｜實木桌板價格三
長生生物巨額銷售費用支出的最終目標，還是將上億支疫苗賣給全國各地的疾控中心。
2016年4月，我們發佈瞭一篇有關山東非法疫苗案的深度報道——《獨傢還原問題疫苗生意鏈》。
下飛機後，我臨時在網上預訂瞭一傢酒店，打上出租車過去。事後拿著發票報銷時才現在，那位的哥多收瞭我50塊錢打車費。
“市場化改革下的趨利天性、再加上監管力量的缺失、監管體系的分割，共同導致瞭問題的出現。中國共有1.2萬傢藥品批發企業、5000傢藥品生產企業、40多萬傢藥品零售企業。監管對象數量龐大，但基層工作人員缺乏，全國有藥品檢查資質的人員不足500人，監管檢查存在死角盲區。”
在酒店簡單洗漱後，我又繼續查閱長生生物的新聞，一直看到陽光從窗簾的縫隙中鉆瞭進來。此時，我已經基本掌握長生生物在資本運作和產品流通等層面的大致輪廓。
我想起2016年3月底，在濟南采寫的山東非法疫苗案。
而銷售流通環節，同樣是疫苗產業鏈見不得光的灰色地帶。
我給他耐心解釋很久，希望給他傳輸一個觀點，“關於疫苗造假的處理，有各項法律法規的規定。一殺瞭之是可以平民憤，那我們怎麼杜絕這樣的案件再次發生呢。”
我們誰都未能說服對方。的哥聊著聊著，情緒有些失控，“你給我下去。”
我下車後，在長春38°的太陽下站在半個小時，總算又攔上一輛出租車。這位的哥同樣看出來我是一名記者，他試圖問我對這起案件的態度，我就沒再接話瞭。
小兩口都是基層公務員，十多萬元是他們工作8年來的絕大部分積蓄。他們是本著支持國貨的想法，給孩子接種瞭長生的二類疫苗時。
自媒體文章《疫苗之王》正在朋友圈上瘋轉。“25萬支疫苗已經全部銷往山東，打入25萬名兒童的身體”，這種煽動性的表述，刺痛著中產階級的神經。
一傢知名雜志發表的文章標題是：《長生所老員工談高俊芳：她把所裡的人和產品都弄到她那兒去，就把我們甩瞭》。
另一傢知名新媒體僅憑借單一信源的一傢之言，即得出長春長生上市數據造假的結論。
在我看來，輿論已經有失公允。目的已經不僅僅是為瞭發掘案件的實質、直面政府的監管不力……
好吧，重判一個龐紅衛，“幹掉”一個高俊芳，但願能換來中國疫苗產業的天朗日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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